古墓葬是最能吸引普通大众眼光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人们习惯于认为它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又因其常出土许多完整而精美的随葬品，易激起人们的猎奇心理和一窥究竟的欲望。

　　古人长期存在“视死如生”的观念，认为墓葬是人们死后在另一世界生活或灵魂寄托的场所，于是建造墓室，随葬生前使用的器具或专用于随葬的明器。未被盗掘的完好墓葬，往往出土成套组合的器具，直接展现了古人居住生活和精神信仰等方面的内容，而学者又能从中读到更多的古代信息，因此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墓葬是研究古代历史、经济、科技、军事、交通、建筑、文化与习俗等诸多方面非常重要的文物资料。

　　与中原地区相比，福建迄今未发现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型古墓葬，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墓葬也不多，因而人们对福建古墓葬知之甚少。实际上人们在福建各地博物馆参观时看到展柜里的文物展品，尤其是完整和复原的文物，多数都出自古墓葬。正因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墓葬及随葬品，让我们能更真切地了解福建古代历史与文明成就，了解古人的思想观念及其演变，获得福建古代社会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以及海内外交流的许多认识。散布于福建各地的唐宋墓葬中，有许多都是从省外迁徙而来的家族（宗族）的开山祖先，是许多现代福建人的始祖，对福建人的构成与福建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

　　从福建各地发现的古墓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福建历史发展的前进步伐。新石器时代早期，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发现的马祖“亮岛人”和奇和洞人骨架，均无随葬品。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福建各地已有许多人类活动，境内发现了许多墓葬群，如牛鼻山墓葬群、昙石山墓葬群等，流行竖穴土坑墓并随葬数量不等的生产与生活用品，并且已有贫富等级的现象。这时期主要随葬火候不高的生活用陶器，少量石器和玉器，反映出此时处于采集和渔猎为主的生产、聚族而居的生活和就地埋葬死者的状态。

　　进入青铜时代早期，福建人口大量增加，墓葬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如福清下湾墓葬群、漳州虎林山和戈林山墓葬群、邵武斗米山和肖家坊墓葬群、闽侯黄土仑墓葬群和光泽池湖、白主段墓葬群等。这时期有了从居住遗址脱离出来的公共墓地，大量随葬火候更足、制作水平更高的硬陶器，个别还随葬青铜工具和原始青瓷器，反映出当时生产与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人口数量的显著增长。距今3400年左右的漳州虎林山和长泰戈林山墓葬发现腰坑和二层台，这种典型中原墓葬风格的设置表明中原文化已经深入福建腹地，随葬的青铜戈、矛和铃确证了此时福建已进入青铜时代。武夷山商代悬棺葬是闽人的一种特殊葬式，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崖墓，很可能是中国崖墓的起源地。它随葬的竹编、棉制品和木龟盘反映了距今3000多年前闽人已具备了较高的手工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在“黄土仑文化”和“浮滨文化”的虎林山等墓葬的随葬陶器上，有不少尚无法释读的“刻画符号”，显示商代社会福建已经接近文明的门槛。

　　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中原文献已有了“七闽”的记载。浦城、建瓯、邵武、政和、晋安、南安、龙文等地墓葬中都发现了青铜器。此时的青铜器较之商代有了更大的进步，浦城土墩墓出土了盘、尊、杯、越式剑、戈、矛、刮刀，建瓯发现了钟、觚、提梁卣等青铜器，制作精良，不乏精品，可见青铜器分布的区域、数量、类型和质量有了大的飞跃，更表明中原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福建，文明的曙光已然出现。西周时，福建各地的墓葬普遍随葬原始青瓷器，表明原始青瓷已经大量烧制并广

　　泛使用，反映出福建的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时期，中国江南地区流行夯土堆积起来的土墩墓，而浦城等地发现的土墩墓扩大了江南土墩墓的分布范围，表明福建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交流已非常频繁。

　　春秋至战国时期墓葬和遗址都发现甚少，文化面貌不清，原因至今不明。但少量墓葬也显示江南越族人已进入闽中，促进了闽越的形成和闽越国的产生。西汉时期，福建在中央王朝管辖之下，闽与越融合一处，于是便有了大中型土坑带甲字形墓道、墓内有人字形木构的贵族墓葬，有精美的组合玉佩饰等随葬品。东汉的墓葬极少发现，证实了闽越灭国后，人口被大量迁往江淮地区而闽地空虚的史实。

　　晋唐时期，北方战乱，许多中原和江南士族南迁闽中，成为福建许多姓氏宗族的始祖，同时也带来中原和江南文化习俗。此时盛行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墓葬形态普遍流行砖室券顶墓，平面或凸字形，或刀字形，或长方形，随葬与中原和江南相同或相似形态的陶瓷器、铜器和金银器。此后这种来自北方和江南的砖砌墓室的风格长期沿用，直到近现代。

　　宋元时期，除了地下墓穴延续砖室风格外，墓表普遍出现封土、墓围、围垅等地表建筑，并且有些墓葬加入石条和石盖板等材料，名人墓葬地表也有了神道、翁仲和石像生的设置，因此有了地下墓穴和地表建筑相结合的墓葬形式，随葬品以各类本土和外来的瓷器成为随葬品的主流，有反映酒文化、儒释道羽文化、音乐文化的墓砖图案和随葬品。这时期，福建社会、经济和文化进入全盛阶段，反映在埋葬方面，则厚葬习俗浓厚，随葬品质量上乘，反映了宋元时期福建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巨大进步。福州茶园山许峻墓、邵武黄焕墓、闽清白樟等宋墓，随葬器中的银器、漆器、团扇、丝绸，非常精美，令人惊叹不已。明清时期，人口数量大增，福建各地丘陵山坡保留着无数这时期的墓葬，其特点是流行三合土夯打加石砌的太师椅式墓葬风格。埋葬习俗观念明显改变，随葬品无论数量与质量都趋于简约化，随葬器多为简单的瓷器、个别有锡器和随身玉器。

　　墓葬对研究福建古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文化”“牛鼻山文化”和青铜时代“黄土仑文化”“白主段文化”都是由墓葬出土文物而奠定该文化的基本定义；庄边山、溪头遗址的早期墓葬丰富了昙石山文化的认识；虎林山墓葬陶器上的刻画人形图案，为判定福建省内最重要的岩画——华安汰内岩画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武夷山崖墓船形悬棺，印证了早期闽人“山行水处”“习于用舟，便于水斗”的生活；庄边山上层秦汉时期的楚墓，对研究楚文化进入福建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汉城牛头山、蛇山、渡头和福州益凤山汉墓，揭示了闽越国贵族埋葬的普遍习俗，反映了闽越国的宏大气魄；闽侯杜坞等地发现的零星墓葬，填补了东汉时期闽越地区文物的不足。浦城、建瓯、邵武、将乐、政和、霞浦、闽侯等地发现的六朝砖室墓，实证了东晋以来北人南迁的历史；南安、晋江、永春等地发现的六朝墓，则印证了“晋人南渡，沿江而居”、从而有“晋江”之称的文献记载。南安皇冠山六朝墓发现的阮琴图案，为研究六朝乐器提供了直观的乐器形象参考。六朝至唐墓砖上的装饰图案，如网格纹、钱纹、半圆弧纹、莲瓣纹、缠枝纹、青龙、白虎、纪年文字等纹样，全面反映了中原和江南文化对福建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完全改变了福建传统的埋葬习俗，确立了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主导地位；各地晋唐墓砖所见缠枝花和莲瓣花纹，莲瓣纹盘、碗等瓷器，五代刘华墓的陶俑，宋代的盘龙壶和堆塑纹魂瓶，将乐大源砖雕的奔鹿和飞鹤形象，为研究佛道文化提供了资料。五代的波斯蓝釉瓶、宋元时期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建窑黑釉盏、玻璃珠等随葬品，对于研究福建交通史与商贸史都有重要价值。

　　福建历史上多数墓葬的主人都化为尘烟，不留痕迹，但保留下来的墓葬遗存却成为今人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部分确认墓主人身份的墓葬，是福建历史的重要见证。如福州唐“宣陵”墓主王审知，来自中原，其家族却在异地他乡的福建建立并经营闽国数十年，为唐五代及之后福建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葬于福建、同样来自中原的陈政和陈元光父子是开拓闽南漳州的先驱；埋葬于建阳黄坑的朱熹，创立了综罗百代、引领宋代文化潮流乃至被作为元明清三代官方思想的朱子理学，影响深远；埋葬于南安的郑成功，是收复台湾、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英雄；泉州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引得大量海内外民众前来经商定居，留下了大量具有阿拉伯风情的伊斯兰圣墓和百崎回族郭氏墓群；福鼎和马尾的福建戍台将士墓，用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武夷山洋庄乡张山头多达一千余座的红军墓，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闽北人民艰苦卓绝的红色斗争历史。这些墓葬成为今天纪念他们对福建历史所起重要作用的最好媒介。

　　从墓葬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福建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从中归纳出福建古代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汉代以前，墓葬所反映的福建历史文化是以土著文化为主导，但处处渗透着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响；二是六朝以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和土著文化完全融合为一体，并吸纳了海外舶来文化，构成了福建历史文化海纳百川的地域特色；三是福建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高潮与低潮相互交替，呈现波浪式向前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