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应文物开王会，珥笔曾夸太史鱼。”“近世诗界三杰”之冠黄遵宪有诗道文物。

　　文物，顾名思义，文化产物也。远溯其源，最早见诸《左传·桓公二年》：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 

　　不过，此之载文物系礼乐、典章制度的统称。“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骆宾王）“六朝文物草连天，天淡云闲今古同。”（杜牧）唐诗中的文物则转向指代前朝遗物。

　　北宋中叶，以青铜器、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兴起，人们把各种古代器物统称为“古器物”或“古物”。

　　到了明代尤其是清初，“骨董”代称了古物，所谓肉腐而骨存，寓意过往历史精华保存之器物。后来，“骨董”渐变为“古董”，“古董”又渐变为“古玩”。因此，很多人把古物、骨董、古董和古玩视为文物似乎情有可原。

　　不过，文物诚若古董，又非等同于古董。例如，在时间范畴上，文物涵盖了从古至今人类活动的一切时代，而古董和古玩至少未含现代和当代。

　　在内涵外延上，文物包括了书画、碑帖在内的古今有价值的遗物，亦把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等视作保护对象，而古董和古玩多指书画、碑帖以外的古器物。再以价值而论，文物是一切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产物，是重在体现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古董和古玩偏重于经济价值和艺术鉴赏需求。

　　准确地说，文物是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启迪教育意义的遗迹和遗物，是有形可见的物质存在，主要包含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文物称作为“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或者“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放在中国的语境下，暂且不论非遗等其他相关概念，前者似可指代可移动文物，后者更似指代不可移动文物。

　　可移动文物就是可以移动变动的文化遗产，当然其移动性也是相对且变化的。

　　一般而言，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是经文物专业机构鉴定评定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文物。可移动文物主要由国家、集体单位所有和典藏，也可由机构和个人合法拥有和收藏。

　　国家文物局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统计全国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现有可移动文物逾1亿件（套）。其中，福建共普查可移动文物469222件（套）（769364件），收藏在全省103家国有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其他国有收藏单位之中。这个数字是会变化的，总体处在渐进增长的走势中。

　　70多万件文物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组构而成的福建历史星空繁星闪烁，扑朔迷离。

　　文物就是历史的文化器物，从其最根本的历史价值而论，无疑最具物证历史的特殊作用。文物自身就是历史文化舞台的情景摆设，观者更可借助文物回望人类社会进步的历程，触摸古代文明发展的脉搏。那或粗糙不堪并不起眼的旧石器、或磨制有形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石器，都曾是人类与自然拼搏相争的利器，也是人类进化演变长史的实证。

　　且听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咏史感叹：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福建多地出土的有锻石锛等石器最具特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漳州市博物馆藏青铜时代穿孔石戈，就是古人精细磨制而成，既可为兵器，也可为礼器，无疑是3000多年前人类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从狩猎生产到兵伐礼祭，从石制器物到“藏礼于器”青铜器时代的华丽转身与凤凰涅槃。

　　青铜时代石锛

　　青铜时代穿孔石戈

　　历史文献记述的夏、商、西汉至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1500多年，为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时段。青铜器的出现和运用是人类智慧改变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古代礼制世界的秩序符号。

　　《左传》有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于是，青铜器因其“在祀与戎”中的特殊地位而得以在可移动文物类型中独树一帜。

　　诚然，福建进入青铜时代要晚于中原地区，青铜制造远逊于中原地区，既不见中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一样厚重而精美，也没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纵目造像那般高大而神奇，但是，福建考古出土的青铜器物不容置疑地物证了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时光的无上荣耀。1978年，建瓯黄科山出土的西周云纹青铜大铙是迄今福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通高77.8厘米，重100.35公斤，双范合铸而成，铸造精细、造型稳重、纹饰精美，现藏于福建博物院，堪称“镇院之宝”。

　　西周云纹青铜大铙

　　福建虽不以青铜器物见长，却不代表福建青铜和其他金属冶炼铸造技术落后，如安溪的冶铁技术在宋代已扬名世界，北宋李纲锏至今仍锋芒毕露，邵武水北镇庵窠窖藏出土的银鎏金“踏莎行”人物故事八角杯等一整套器物让人爱不释手……但或许是八闽文化的特色使然，陶瓷技艺出类拔萃地恣意纵横，从而书写了“融土与火”的福建陶瓷篇章。

　　陶器的发明使用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重大事件。陶器不仅以其智慧创造和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大踏步前行，也因其制作技艺和装饰艺术的上升体现人类审美意识的逐步增强。

　　霞浦黄瓜山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不少彩绘陶器，不啻为一件件艺术精品。昙石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塔式陶壶，有“中华第一灯”的猜想与美誉，黄土仑遗址出土的商代印云雷纹硬陶鬶形壶、商末周初印纹硬陶锥刺纹带把杯，令人怀想几千年前福建先人的浪漫与幸福生活。

　　商印云雷纹硬陶把壶

　　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瓷器总体分为单色釉瓷和彩绘瓷两大类，单色釉瓷包括素瓷和色釉瓷，素瓷包括青瓷、黑瓷、白瓷、青白瓷等，色釉瓷包括红釉瓷、酱釉瓷、蓝釉瓷、黄釉瓷、绿釉瓷、紫釉瓷等。这些瓷器种类在福建历史上几乎都曾出现。

　　青瓷也叫绿瓷，是最早出现的瓷器，早在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德化、永春交界处的苦寨坑、辽田尖山就开始生产我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如果说中国是瓷器的故乡，那么福建就是原始青瓷的故乡，也是多种特色瓷器的发祥地，尤其是福建的黑瓷、白瓷独具特色，可谓黑白双璧，交相辉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星光灿烂，一出人生有一出人生的风华卓绝，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诗意盎然。诚如，龙团凤饼、建本建盏或许可喻为赵宋时光雅士文人梦想的星辰与大海。

　　大宋的徽宗不能算是一个治国理政堪担大任的好帝王，但绝对是一个才华横溢慧眼独具的文艺“大咖”，他为汝窑瓷烧成御批：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便有了“天青汝瓷”的不老传说。宋徽宗对福建的茶和盏亦情有独钟，称誉建瓯“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建窑建盏“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如醉乡。”他的“代言”让时人与后人对建盏奉为至宝，两宋很多名人都是它的粉丝，苏轼、欧阳修、陆游等，我们熟知的这些大文豪都不惜笔墨热情咏颂建盏与闽茶。

　　“何年碧像灵岩栖，踏碎琼瑶尽作泥。烨烨宝光开佛土，晶晶白气压丹梯。”明代诗人诗中极尽赞美的是与建窑黑盏色彩绝对反差的德化窑白瓷。德化白瓷外观恬净温润、白如凝脂，俗称“猪油白”“象牙白”，马可·波罗最早将之带到了欧洲，因此又称为“马可·波罗瓷”。号称要浪漫可以不吃饭的法国人瞬间被马可·波罗瓷所惊艳，将其称为“中国白”“鹅绒白”。

　　据说，马克思也曾被德化白瓷深深吸引，现在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不仅保留着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座位，还陈列着几尊马克思曾研究过的德化白瓷佛像。

　　以一抹素雅圣洁超凡脱俗惊艳世界的“中国白”，也成就了众多制作“中国白”的能工巧匠。明代嘉靖、万历间的何朝宗助“中国白”名闻遐迩，他的作品以达摩、观音、罗汉等佛教人物居多，被视为“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

　　宋建窑黑釉兔毫碗

　　清德化窑达摩立像

　　福建文物，种类众多，其中寿山石雕、漆器等门类不可或缺。寿山石是福州特有的名贵石材，元代篆刻家以叶蜡石作印材，使寿山石名冠“印石三宝”之首，明、清二代帝王将相的青睐热衷，更把寿山石雕推向鼎盛高峰，亦为后人遗留下众多寿山石雕艺术珍品。

　　漆器制造在福建有数千年的传统，南宋时期便十分兴盛，素漆、剔犀、戗金、雕漆、堆漆等工艺十分先进，清代沈绍安利用古代“夹纻”技法，制造出脱胎漆器，异军突起，誉满天下。

　　现代林清卿刻山水人物板溪田黄天然扁方章材

　　南宋金口描金黑漆托盏

　　唐诗如酒，宋词似茶。文化是有灵魂和气质的，文物也就有了品性和个性。书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识，“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诚哉，杜甫诗言。王希孟年方十八绘成《千里江山图》，一卷成而名垂中国绘画史册，却不见史记其终，多言系英年早逝。呜呼哀哉！所幸一幅《千里江山图》重现了“只此青绿”的独特风韵，也永生了北宋少年的旷世奇才。

　　宋徽宗和王希孟未必涉足过八闽之地，但他们一定心系着这块有茶有盏有柳永有蔡襄的文化高地，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跋涉到过福建的名家大儒不在少数，也留下了众多的诗词文章和书画翰墨。

　　公元1178年，陆游被朝廷贬到建宁府（今建瓯）为官，依然不失豪放也不乏真趣地作《试茶》诗：

　　北窗高卧鼾如雷，谁遣香茶挽梦回？ 

　　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 

　　自然，福建这片福山福水有福之土孕育了许多书画人才，如若“苏、黄、米、蔡”宋四家的蔡襄，明清二代更是名家辈出，有如张瑞图、黄道周、华喦、上官周、伊秉绶、黄慎等。古玩收藏爱好者因文物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故而将其泛称为收藏艺术品，文物中的书画作品显然最具代表性。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长河川流不息，浩浩荡荡地涌上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发展，凝心聚力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百年党史与征程，百年艰辛与探索，百年苦难与辉煌，积淀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文物。

　　革命文物是中国文物的重要构成和特色品牌，也是红色文化的历史见证和直观载体，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物语和红色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福建是中国革命文物的大省，全省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14多万件（套），名列前茅，几近占全国100多万件（套）的七分之一，《岩声》《浪花》，苏区邮票、袖章，苏维埃政府印信、布告，将军授衔命令、服饰……一件件革命文物诉说着战争与和平年代的动人故事，印记着红色风华的鲜亮底色。

　　八闽物语，品味福建馆藏精品文物；管中窥豹，视界福建历史风云面貌。

　　《八闽物语——福建馆藏文物精品》对全省国有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全面梳理，从70多万件可移动文物中精心挑选170多件精品，分为器物、工艺、书画以及革命文物等篇，以器载道、巧夺天工、翰墨聚珍、红色风华，精品呈现，图文并茂，供读者品鉴文物，咀嚼英华，俨然文化与精神的饕餮盛宴。

　　众所周知，“博物馆热”扑面而来，文物每每成为热搜，不再高居圣殿高堂孤芳自赏，也不再静处冷寂库房缄默无语。从《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河南春晚《唐宫夜宴》、央视春晚《只此青绿》等国内节目以及BBC《文明》《博物馆的秘密》《美物：瓷之狂热》等国外文物纪录片就可见一斑。但是，如何在当今进入元宇宙的崭新时代，让文物在“保下来”的前提下，更好地“活起来”，更好地链接社会，进入寻常百姓家；如何让文物中蕴含的文化“亮出来”，更好地“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些仍然是品味《八闽物语——福建馆藏文物精品》之余需要延伸思考的话题。

    （作者：福建省文旅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福建博物院院长 傅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