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古代文明有什么特色？在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同专业背景、生活阅历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对于我们来说，最具权威的答案是古代器物，它们是历史文明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是福建古代文化的承载者，不仅能生动地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通过它还能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以及思想观念、审美理念、价值取向、生活情趣等各方面的内容。

　　从这些不同质地的古器物身上，我们可以触摸福建古代文明发展的脉搏，管窥福建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

　　“人猿揖别”的石器 

　　石器的产生最终促使人类与猿揖手而别，它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主要工具。

　　原始人群凭借粗制的打制石器进行渔猎采集来维持种群的发展。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不断改进自己的生产工具，出现了形态更精美，功能更精细的磨制石器，如用来砍伐斫削的石锛、石斧等。

　　工具的改善进一步促进生产力提高，人们学会了刀耕火种，逐渐产生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除了成套的粮食种植、加工工具外，渔猎工具与武器也很流行。

　　到了青铜时代，石质礼、乐、兵器获得了飞速发展，较石器时代更为发达，闽南遗址出土的石璋、石戈就是这一时代的反映。

　　浦城龙头山遗址出土的有段石锛

　　“藏礼于器”的青铜器 

　　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首次用智慧改变了矿石的属性，从而使社会进入了一个有着严格等级的礼制世界。青铜器奇异的造型和繁缛的纹饰，形成了“象”和“意”的统一，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是古人图腾、巫术和宗教理念的审美体现。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原因，福建进入青铜时代要晚于中原地区，制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也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

　　福建考古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兵器、礼乐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这些青铜器中除了小部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由福建本地制造，礼乐器、兵器等大部分由外地输入。

　　商至西周青铜觚 

　　“融土与火”的陶瓷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物质天然性质的开端，作为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向自然界斗争中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

　　随着农业产生和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在长期使用火的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成型的黏土经火烧后坚硬不易损，又具有耐水性，便有意做出各种形态的器物经火烧过之后使用，大大方便了生活，就这样出现了陶器。技术的进步与人类审美意识的逐步增强，先民们又开始在已制好的陶坯上，用彩色颜料绘出一幅幅稚拙、古朴的装饰图案，普通的陶器在陶工灵巧的手中，变成了一件件艺术精品。

　　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出土不少彩绘陶器。进入青铜时代，中原的青铜器占据时代主流，但在广大的南方百越地区，表面拍印纹饰的陶器和施釉的原始瓷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文明进程中多元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福建泉州德化永春交界处的苦寨坑、辽田尖山就开始生产我国最早的原始青瓷。

　　西周早期，原始青瓷的生产中心转移到闽北武夷山地区，其产品除了供应福建本地需要，还通过某种方式和途径交流到北方，成为北方王室贵族的奢侈品，经常伴随青铜器在都城遗址或者王侯等级的大墓出土。

　　绳纹陶壶

　　北宋时期“斗茶”文化兴起，理学思想盛行，建阳水吉镇建窑生产的黑釉盏在各种茶具中独占鳌头，自然天成的兔毫纹、鹧鸪斑纹、油滴、曜变等纹理符合宋代士大夫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极简美学，曾经作为贡品给皇室使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宋徽宗不仅在《大观茶论》中对其赞赏有加，还作诗词以表建盏斗茶之欢愉。

　　南宋以后，泉州港、漳州月港、厦门港先后兴起，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凭借地利之便，福建出现一大批“向海而生”的外销瓷窑址，各个窑址为了生产适销市场的产品，除了模仿国内名窑产品，还针对海外市场生产来样定制的产品，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如宋元时期德化窑的青白瓷、明清时期的白瓷、青花瓷、磁灶窑的酱釉、绿釉瓷、漳州窑“克拉克瓷”风格的青花瓷器、彩绘瓷器、东溪窑的米黄釉瓷等，它们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销货品，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漳州窑青花开光海船花卉纹瓷盘 

　　“巧夺天工”的金银器和玉器 

　　金银器在我国古器物中占有重要位置，集装饰、实用、价值于一身，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金银制品在青铜时代就已出现，至唐代开始盛行。

　　宋代，随着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银器一改唐代雍容华贵之风，种类更加丰富，形体更加轻薄精巧，生活气息也更加浓厚，制作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福建邵武故县窖藏出土一批制作工艺精美的银器，有着很高的科学、艺术价值，是研究福建手工业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和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玉源于大自然，中国古人对玉的认识和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最远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当时的原始先民把玉看作是天地间的灵气之物，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同时，玉也是“礼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人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玉，甚至丧葬方面也第一时间想到了玉。

　　古人坚信，玉可以防止尸体腐烂，只要尸身不腐，就有再生的可能。

　　福建古代的玉器文化不甚发达，很少发现礼器等，只有在部分墓葬、遗址中出土过一些小型的玉饰件，如带钩、玉璜、玉环等。

　　西汉闽越国龙形玉带钩

　　“多元融合”的宗教石刻 

　　宋元时期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各种外来宗教在福建传播开来，其中尤以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为甚，伊斯兰教、天主教、摩尼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和谐共存，为泉州留下了大量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遗产，如宗教寺庙的建筑构件、教徒墓碑和墓盖石等。这些宗教石刻艺术丰富多彩，题材广泛，雕刻技艺精湛，反映了泉州多种宗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甚至相互融合，为研究我国宗教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

　　元基督教四翼天使尖拱形石墓碑

　　一部八闽古器物史，其实就是一部福建文化、文明发展史。

　　远古时期的福建，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和社会文明都落后中原地区，西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为由，最终一把大火将闽越国都城付之一炬，还下令将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出土的闽越国“万岁”瓦当、鸟钮灰陶香薰等几成绝响，福建文明自此几近中断数百年。

　　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使得中原士族被迫“衣冠南渡”，福建文明才又赢得发展契机，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精美的生活用品，如霞浦西晋青釉双耳盘口壶、西晋元康六年青瓷虎子等，还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引入福建，他们架桥修路，拦溪建坝，兴建水利工程，将蛮荒之地变为万亩良田，人口、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文化得以繁荣。

　　唐末五代，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繁，福建的统治者休养生息，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生产，同时因地制宜，铸造钱币，广开财路，积极“招来蛮商”，发展对外贸易，大大促进福建与海外商品交流。

　　在泉州承天寺发现五代闽国铸币遗址，出土一大批“永隆通宝”钱范，这些钱范字迹各不相同，版本种类丰富，铸造手法十分粗糙，说明当时福建海外贸易对钱币的需求量是非常大。

　　而福州五代刘华墓出土的洋溢着异域风情的孔雀绿釉陶瓶也是这个时期漂洋过海来到福州，成为王室成员的心爱之物，随之长眠于地下。

　　宋元至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的福建商人，在海神妈祖的庇佑下，突破重重艰险，为生存和梦想劈波斩浪，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往世界，架起了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随同商品一起的，还有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流通。宋代建盏从籍籍无名的闽北山区走向中原深宫，走出国门，并被日本的上层社会接纳，迅速成为日本茶道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不仅仅是因为建盏那瑰丽的纹理，更重要的是建盏那自然厚重的质地，幽深钝黯的光泽、冷寂的触感，承载了他们对禅宗的思想和美学理想的感悟，是物的秉性与宗教思想在深层交汇的火花。

　　总之，千百年来，八闽大地上，各民族在迁徙、交流以及碰撞中，相互交融，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他们凭借自己聪明才智创造或通过交换获得的古代器物是福建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

　　他们承载的福建古代文明本身就是一部深邃、客观、生动的历史，是我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先驱，在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中国文明向前发展。